初读余秋雨是在《收获》。后来结集的《文化苦旅》也没意识到会畅销。1994年春天我约布老虎丛书（散文卷）《文明的碎片》时，也只是看重余先生散文在表达历史和文化时的那种抒情意义，即学术理性的认知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化时，那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优雅文笔。相信任何一个有眼光的出版人都会从这种直感中获取出版信心，开掘选题资源。但是后来，余秋雨的书越来越畅销，畅销到我们为付给先生的微薄稿酬而感到歉疚，畅销到盗版者蜂拥而起，而评论文章也开始从批评的惊喜到不乏善意的揶揄。到了《秋雨散文》的出版畅销，批评似乎像一道不约而至的晚餐，许多陌生的批评家持了刀叉专注于这一道菜，从不同专业、不同方向、不同的解构角度进行了撕扯。既便如此，我所认识或者看到的成熟的文学批评家，都非常冷静。冷静的潜台词是，作家艺术家火了大抵都有此遭遇，譬如王朔，譬如第一个用气声唱歌的李谷一。等到出了一批追随王朔的“王朔们”，追随或者超过李谷一的“李谷一们”、“李谷二们”，人们也就见怪不怪。可惜，文坛没有出第二个余秋雨，而余秋雨又出了一本《山居笔记》，这就使那道批评晚餐没完没了地又在几家专业报纸上，平添出几道茶点。
坦率地讲，无论对余秋雨的批评持续多久，力度多大，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知识分子，我都不会惊讶、义愤，甚至有些许不满。一个作家一本书被批上百年，我认为那是那本书那个作家的荣幸。我之所以耐不住愿意为余秋雨先生辩护几句，愿意与那些陌生的批评文章进行对话交流，实在是因为快要跨进21世纪的门槛了，作为批评的角色、立场、权力、责任以及由此而遵循的最起码的批评伦理原则，凡此种种本该清晰的常识性的东西，却让我在批评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里，感到莫名其妙的茫然：谁代表或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？
谁维护公众的阅读利益，该不该尊重公众的阅读选择？二十年前这是个复杂的问题，而改革开放的今天，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最起码的常识。最简单的推论是，一个村的农民过半数选出的村长，就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和尊重。那么，几十万、上百万的公众选择了一个作家，前提是那个作家的书起码不是本坏书，是一本愉悦人、教化人，也可以说是鼓舞人的好书，这种存在作为一种事实，起码反映了大多数读者公众的选择和意志。余秋雨的散文既不是文件又不是摊派，正是读者的选择自由和阅读自由，使余秋雨成为畅销书作家，而不是余秋雨的意志左右了大家。这既是读者公众成熟的表现，也是社会进步和艺术繁荣的标志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社会已经通过精神和物质的多种方式，给价值双方———作家和读者双重的承认和尊重。读者掏钱不仅满足了精神和情感的需要，同时，也向作家投去敬慕的一瞥。作家余秋雨虽说是被盗版搅和得稿费亏点，但得到精神和名誉上的充实。而我们的某些批评执意要否定一把，抛开作家余秋雨不说，面对公众的阅读选择，面对多数人的自由选择的意志，批评扮演的是一种什么角色呢？
常识之二是，作为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，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权、文化知情权。他们有愿望也有资格享受高级知识文化乃至于科技的成果和研究。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有相当权威的学者、专家走出书斋，将他们原本属于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，属于十分“贵族化”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体系，给予世俗的包装和衍化，以便推广普及提高国民素质。这对我们这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当不平衡的民族和国家来讲，只要你有一点责任感就会意识到它的重要和意义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对胡适先生抱有崇敬，因为白话文的推广，顷刻间打破了文言文的贵族垄断，使平民教育一下子普及，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。尽管白话文在文学史上至今不能和诗、词、赋平起平坐。同样，我也对《时间简史》的作者、被认为爱因斯坦之后第二个大科学家史蒂芬·霍金抱有崇敬。他的书在《纽约时报》最畅销书榜上荣登达53周之久。这位研究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并不隐讳自己要写一本能够“在机场书摊上出售的那一种书”。他放弃了用方程式表达的方式。当有人攻击它违反“学理”，将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写得像一部巫书时，他却为能与《禅与摩托车维修》相提并论而感到自豪。正是霍金的勇气和精神，使我们这些科盲平民了解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的过去和未来。对此，全世界对霍金抱以崇敬。同理，当余秋雨先生从他的学术研究中，放弃了令平民望而生畏的学术表达，转而用一种散文的形式，利用他的知识积累在单一纯粹的抒情主题和文化主题上，倾注审美激情，从而满足大众的文化和历史的知情权，使之畅销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、沟通极为通畅的、文化和知识乃至正义和真理的能量传递，这不正是作家神圣的责任和义务吗？假如我们的批评对此都毫无感觉，视而不见，以“硬伤”、“违反学理”、“情绪化生物”乃至莫名其妙的好像是外科医生摸腿骨来判断作家和作品，那批评的资格在哪里？
常识之三是，散文不是论文。据我所知，热爱余秋雨的人，买《秋雨散文》或《山居笔记》的人，几乎没有人是当学术著作买来读的。中国还没有发展到几百万人买一本学术著作来读的程度。至多人们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旁征博引，有“文化和历史”的含量，带有“浓郁的学术气息”。既然是散文，张扬一种文明的话语主题，渲染营造一种高尚的生命和理想境界，甚至执著一种文化精神，并把它推向一种极端，强调和凸现一种像老黑格尔们说的“绝对理念”的价值观，使之诗化、宗教化，这是艺术表达的基本常识规律。这种“文化高调”唱得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。假如我们这个民族人人手捧一本莱蒙托夫诗集，个个都读《文明的碎片》，那么会发生四个年轻的杀人犯面对一船人求生的呼号而毫不心软的“千岛湖事件”吗？会发生因蒙昧、野蛮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的恶性案件和劣顽民风吗？也许某些“硬伤”在某些学者看来不能原囿宽恕，但在我看来，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、或者最大程度地播散到荒芜蒙昧的角落，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。哪怕是一部书只赎回了一个罪恶的灵魂（像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冉·阿让），打消了几个人不洁的念头，那也是功德无量！一个作家走了那么多路，读了那么多书，才写成一篇文章，如果不是有点“牧师”的精神，按当下等价码字的风气，谁干呢？
常识之四是，高级的知识文化和沙龙艺术走向大众，走向世俗，已是现代文明的趋势和时尚。连四书五经、《资本论》、《共产党宣言》都能“画说”，删减、丢失的三段论和学术成份不知有多少，但这并不妨碍学者们继续与社会公众合作。这反映了社会公开和知识分子平民等级在文化需求上的上升。然而在批评余秋雨的某些文章里，却隐隐使人产生一种忧虑，某些学术和文化圈的人士，高喊着改革开放，一旦开放到侵犯到或影响到他们传统的“专制”领地，看上去就不那么心平气和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的隐含心理和共同构筑的篱笆是所谓的“清高美德”。不上电视，不参予世俗生活，不给媒体写小块文章，好像面对的不是读者公众，是段琪瑞的政府，是狼奔鼠窜的封建世道，说是学贯中西，但哪有一点伏尔泰、卢梭投身大众、为时代献身的味道？而一味地拒绝，并把拒绝世俗公众当成美德称颂，不仅有“作秀”之嫌，而且对主流社会的公众缺乏热情尊重，这起码不具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信仰。何况久了，令人生厌。
常识之五是，一个最重要的批评伦理原则是，你必须代表和维护大多数人的阅读利益，发现或判断阅读价值。尤其重要的是，用你的批评“使大众阅读在高级的知识文化领域，或者说，在形而上的精神体系内，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，成为知识和文化的主要受体”。换一句话说，为人民服务……
请原谅我用常识来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或者余秋雨散文现象辩护。常识在某种意义上，是公理，是法则，是规范其它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基础。为了常识，我们常常需要互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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